全中国唯一能解决难题的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促其命运变迁人生沉浮的主要因素。
开始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领袖。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来者的地位是短命的（在1927年-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4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原意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并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在那些曾经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有点言过其实，但经过多年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不安全因素，使得他能够在“文革”的浩劫中生存下来。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1100万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检阅。在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如果不了解“文革”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此后三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沉浮。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很多事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着。这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运动先是始于毛泽东的某些作家的批判，然后是北京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
周恩来负责向狂热的红卫兵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各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和骚扰各个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写大字报时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努力控制运动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选择的道路。周恩来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以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
他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更多的人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经过几个月的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的人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感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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