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