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两人感情裂痕不断加深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毛泽东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
    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革”中，就不下数百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革”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滴水洞”毛泽东构思“文革”战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见面，谈到了自己两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它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要对此剧进行批判。
     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中国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1969年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可见，此文的发表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江青又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论”，成了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化战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责任编辑：李梅)